新儒家以及新儒学研究者在各种理论场合都非常乐于祭起人文主义的旗帜，而将自己的信奉与坚 守概称为“真正的人文主义”、“儒家式的人文主义” 或“新儒学人文主义”。学术界对“新儒家” 概念的外延认知一直存有歧异，同时对此概念的把握与强调都有可能将一些重要的现代儒学现象排除 在外，因此，用“新儒学人文主义”概括现当代中国以及世界汉语文化圈中的此类思想文化现象似乎 更具理论涵盖力。新儒学人文主义具有双重人文主义传统：其一是中国固有的儒学人文传统的延续， 其二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迹的时或呈现；儒学人文传统的绝对影响与新人文主义的相对参照， 凸显出新儒学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这也是这一现代思潮的基本特性。 新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在理性旗帜下克制人性的放纵和情感的泛滥而保持内心的自省与 自律，是新人文主义的心理学思路；新人文主义的伦理学理念则是通过这种内心自省和自律达到道德 完善。这种从哲学基础到心理学思路再到伦理学理念的思维架构，构成了新人文主义理论的基本面 貌；而充溢于其中的理性精神，则使新儒学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之间达成了天然的默契。将儒家学 说介绍给白璧德并深得白璧德认同的学衡派文人，在理性主义倡导方面体现出他们与白璧德之间的高 度一致，在此基础上他们都反对文学和文化上的情感主义。新儒学家贺麟承认：“过去我是站在斯宾 诺莎这一边的，因为斯宾诺莎是理性主义者，而过去我总觉得理性主义要比经验主义高明一点似 的。”这是贺麟1961年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学术检讨时说的，那时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克服了他历 来信奉的新儒学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在强调内心自省和道德自律的意义上尊崇伦理理性，这同样是新儒学与之形成天然契 合关系的重要接点。白璧德认为：“人文主义者(正如我们从历史中所了解到的)在极度的同情与极 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游移，并根据他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这种内心的克 制便体现着“人通过这种融合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来显示其人性以及高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本质”，也 就是人须通过理性和克制达到伦理的境界：“人之成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够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 命定之事；他所能达到的人文程度，完全取决于他调和自身相反德行的程度” 。 白璧德在“德行”等伦理理性命题上与中国儒学的传统命题取得了很高的理论契合度：“一个 人文主义者在警惕着过度同情的同时，也在防范着过度的选择；他警惕过度的自由，也防范过度的限 制；他会采取一种有限制的自由以及有同情的选择。”这完全是在意念理性上 展开自己的思想，而且立意于类似儒家克己修身式的内在道德建设。这种正心、诚意、内在修身的意 念理性，正是儒家文化与新人文主义特别吻合的精神内涵；而孔子的“克己复礼”学说与白璧德的 内心自省的契合又是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它们在意念理性意义上相互趋近。 马克斯·韦伯把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理解为“仪式主义”。他注 意到中国儒学以“礼”为中心概念，但这种“礼”并非简单的仪式，它“与古伊斯兰的封建武士所 具有的热情与炫耀相反，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与谨慎，尤其是对任何形式的热情 (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 。 这体现了韦伯对传统儒学中正心、诚意意念理性的敏锐观察和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