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当然有其肉体组织的物理、化学、生物属性及其功能。但人既然与自然 界的其他物种截然有别，那就不能把这些肉体组织的物理、化学、生物属性及其功能视为其自身的价 值之所在。人应当有其自身的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值。这种独特价值主要来源于人按“人的方式”所 从事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人按“人的方式”从事各种活动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为社会提供和创造 新的价值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把“创造性”视为人自身的价值是有道理的。人的创造造 就了一个日益扩展的属人的对象世界，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无限丰富的价值世界。最需要明确的 是，人在自觉创造价值以实现自身的价值的过程中，其所从事的价值创造活动的领域，不能仅停留在 物质的层次，而应当不断地由物质层次进入精神层次。因为人之所以去追求和创造价值，不仅仅是为 了自身“谋生”的需要，即为了满足自身的肉体感官的欲望，而主要是为了展现人作为人的自身的 “生命力”，也就是说展现人生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 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
共在性，共处性，共和性
新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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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展唯物辩证法、构建唯物辩证法的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一个过程， 并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的一环。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对 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建立，都至关重要。唯物辩证法中国化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主要源泉是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经验，这毋庸置疑。但是，要成功地实现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创造 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离开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也断然不可。这种结合不是外在的结合，而是与 中国传统哲学中相对恒定的一贯精神的内在结合。80多年的中国革命建设史和中国思想发展史实际 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中国化，才能为唯物辩证法提供别的民族所不能提供的内容，为世界做 出独特的贡献；也只有中国化，唯物辩证法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精神财富。要 实现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除了总结中国人民的实践，还必须吸取几千年中华民族积淀下来的传统文 化的珍品，特别是辩证法的睿智。离开了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吸取，唯物辩证法就很难在中国生根， 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我们要构建的唯物辩证法的新形态，应当是既有世界水平和时代内容，又有 中国特色。 哈贝马斯在批判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将行动理论与语用学有 机地结合起来，阐述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话语在形成合理共识过程中的作用得到突 出。他指出：“无论何时，我们一旦使用‘合理的’ 这样一种说法，也就在合理性和知识 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联系。”所以，他是从合理性问题人手来揭 示话语认识理论的。在批判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米德的合理性理论的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 的交往合理性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是在科学认识的背景中确立其合理性理论的，将合理性限 定在工具合理性的狭窄范围内；他虽然提出了价值合理性概念，并对工具合理性主导现代社会的发展 这一现象进行了批判，但是没有发现合理性本身的潜能。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马克思主义的 角度接受了韦伯的的合理性，但没有摆脱意识哲学的传统理性观，也将理性定位于工具理性，从而没 有发现理性在当代社会的潜能。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在当代仍然具有解放的潜能，它存在于主体间 的交往行动之中。“合理性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素质，它表现在总是能够得到充 分证明的行为方式当中。”(同上)这种论证实践就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话语交往。 哈贝马斯从论证的过程、程序和结果三个方面，揭示了话语作为认识基本方式的运作机制。从论 证过程来看，话语参与者需要满足理想的言语条件——言说者自身对有效性要求的前理解和交往过 程排除一切强制；从论证程序来看，话语参与者在特定规则的支配下进行言语互动——提出观点、 质疑、辩护、批判、达成共识；从结果来看，话语参与者生产出令人信服的论据，兑现自己提出的有 效性主张，获得对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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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于意识之中的“现象”里，既有个别特殊的现象，也有存在于个别现象之中的一般观念的 本质现象。本质还原就是从个别特殊的现象中把握现象的一般本质。由于事物向我们显现的只是它们 “是什么”的一面，有关它们的“存在”并没有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看到的事物是“如此这样” 的，却没有看到“存在”本身；有关事物的“存在”是我们加上去的一种信念，是应该被悬置的。 事物如此这样地显现在意识中也就是“是什么”的事物被直观的过程。因此，直观把握个别特殊的 被给予性现象，即通过直观个别现象被给予我们并呈现于意识中。但直观无法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普 遍有效的本质确定性。本质直观是对现象中的本质或本质现象的把握，通过本质直观我们获得了一般 观念的、类概念的本质。胡塞尔认为，本质是同作为“意识流”的现象一起出现的，本质直观就是 直接进入意识流的方法，即直接的但又是纯思辨的：洞察本质” 的方法。在此意义 上，现象学就是“通过纯粹直观对先验纯粹意识进行研究的学科”。

如果把“以人为本”主要理解成是“以民为本”，那么这一命题确实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精华。但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只是把“蒙尘”很久的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思想挖掘了出来， 古为今用而已。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既 有着中华文明的浓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关键在于，今天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强调的“以民为本”，立足点 与出发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制度，劝说 君主和贵族、官吏等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发一点“善心”、做一点让步而已，这在一定意义上说 只是一种统治策略。而前者则一方面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是改变世界、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 力量这一事实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是由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事实所决定 的；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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